实际上在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将领之间，称呼是非常讲究的，不但“校长”不能乱叫，兄长也不能随便认的，套近乎也要按规矩讲辈分。
影视剧中的蒋介石
本文摘自：人民网，作者：周渝，原题为：《校长兄长不能乱叫局座师座并不常用》
在民国题材影视剧中，国民党内部的称呼一直是个颇具时代感的元素，看得多了，观众也摸清了门道。领导一律称某座，如“师座”“处座”，“局座”甚至被顽皮的网友用在了当代某著名军事专家身上；同辈官员间喜欢称兄道弟，关键时刻可要“拉兄弟一把”；“校长”就是蒋介石的代名词，有时还叫“总裁”。
这些今天看来带着几分喜感的称谓是怎么来的？最低要达到什么级别才能被称为“座”？什么人可以叫蒋介石校长？什么层次的关系可以称兄道弟？这些问题理一下头绪，会发现影视中很多叫法其实是以讹传讹。实际上在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将领之间，称呼是非常讲究的，不但“校长”不能乱叫，兄长也不能随便认的，套近乎也要按规矩讲辈分。
从党员“总理”到全民“国父”
说起“国父”，大家都知道指的是孙中山，在电视剧里，会发现很多国民党员称之为“总理”。“国父”与“总理”这两个称谓都是孙中山逝世之后才有的，要弄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，还得从清末革命党说起。
1905年7月，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，主要由兴中会、华兴会、光复会等团体合并而成，从“同盟”二字就能看出其联盟组织的性质，各团体名为合并，但不代表原组织彻底失去自主权。同盟会“反清”的革命目标一致，但组织上却是松散的，缺乏集中统一。孙中山被选举为同盟会总理，这时的“总理”虽是同盟会最高职务，但并非他专属称呼，相当于造反者联盟的盟主。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，各省纷纷光复，孙中山从海外归来，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这时的孙中山地位与“国父”仍相去甚远，几个月后军政大权就落到袁世凯的北洋系手中。
民国初年，各地大大小小的政治组织无不热衷于组党造党，原为地下革命组织的同盟会必然也要适应这一时代的变化。几经周折后，中国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、民国共进会、共和实进会、国民公党等五党组成新党，根据“共和之制，国民为国之主体”的宗旨，定名为国民党，于1912年8月25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。9月3日，国民党在北京召开理事会，公推孙中山为理事长，这是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后的第一个职务。然而孙中山对党务并无兴趣，不久就委托给宋教仁代理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民初这个国民党和我们现在常说的中国国民党不是同一回事。在随之而来的宋教仁遇刺、二次革命等一系列动荡后，这个松散的国民党在袁世凯的镇压下很快分崩离析了。1913年，孙中山再度流亡日本，于次年6月成立了与国民党有本质不同的中华革命党，并自任党魁。
1919年10月10日，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，并公布明确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新规约，党名从此再未更改，一直延续至今。这个时候已经不存在“党魁”，孙中山在党内的职务和同盟会时期的叫法一样，即总理。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本部设总务、党务、财政三部，分别由居正、谢持、廖仲恺分任部主任。在此后几年，国民党日益成长。1924年，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，孙中山再次被推举为总理，仅隔一年后，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。1925年3月12日，孙中山病逝在总理的任上，他临终前的遗嘱因此被称为“总理遗嘱”。
孙中山逝世后，国民党中央于1925年5月召开一届三中全会，这次会议通过了《接受总理遗嘱宣言》和《关于接受遗嘱的训令》，此后国民党一直未选举出新的总理。1926年1月1日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，大会对党章的修改、宣传和财政、军事等工作做出了相应决议，并产生了党中央新一代的领导机构。根据“二大”通过的国民党新修党章规定，“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”。从此，总理一职成了国民党中的特殊职位，总理之位永远留给了党的创始人孙中山。
相比之下，“国父”这一称谓的出现要晚得多，直到1940年4月1日，国民政府才正式尊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。此后，许多叫法也有微妙变化，例如《总理遗嘱》开始被改称《国父遗嘱》，《总理纪念歌》改为《国父纪念歌》，就连原歌词中“我们总理，首创革命”也改成了“我们国父，首创革命”，其实都只改动了两个字，其他均未变。“总理”是政党的职位，而“国父”则上升到了国家层面。看似仅仅是称呼变化，背后伴随的是一系列强制性政策，例如学校学生必须背诵《国父遗嘱》，政府公职人员必须穿中山服等。两字之差，“党员必读”就变成了“全民必读”。
从委员长到总裁
孙中山被尊为国父时已去世多年，实行这一系列措施的是蒋介石。和孙中山比起来，蒋介石的专有名词更多，例如委员长、总裁、校长、蒋公等等，这些称呼又是怎么来呢？
先说人尽皆知的“委员长”。打完中原大战，蒋介石平定了党内几支实力较大的军阀，党、政、军大权越来越集中于他手中。1926年至1936年这10年间，张静江、胡汉民、蒋介石在党内都担任过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，但这个职位的权力非常有限。那时候“主席”这两个字实在不怎么值钱，不要说党内的主席，即使是国民政府的主席也只是个名头。既然主席是虚的，那就必须另设机构集权。
1932年3月1日，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召开，这次会议正式通过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，恢复了之前二届五中全会后被撤销的军事委员会，并提名由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，不久后就正式任命。根据四届二中全会的议案，军委会委员长一职统率全国海陆空军，总管军令、军政等事项，实际上就是国家最高统帅，妇孺皆知的“蒋委员长”就此诞生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军事委员会这个机构被撤销，也就是说，“蒋委员长”这个称呼只存在于1932年到1945年之间。现在不少电视剧中，明明已是国共内战时期，国军将领们还一口一个“委员长”地叫，实在是严重穿帮。
除了“委员长”这个特别著名的称呼之外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还有个专有称谓——总裁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，为应对复杂的形势，国民党于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，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，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修改党章，增设了《总裁》一章，与原保存的《总理》一章并存，规定：“总裁代行总理职权。”
“领袖制度”确立后，国民党自孙中山逝世以来实行的委员制名存实亡，蒋介石成了党内的最高领袖。从抗战的大背景来看，增设“总裁”之职确有战时行非常之制的意味，但在抗战胜利后，总裁却被保留下来，并长期由蒋介石担任。1975年4月5日，蒋介石在台北逝世，国民党中央于4月28日召开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临时会议，决定接受总裁遗嘱，并提议保留“总裁”一章。次年11月，国民党召开十一大，对党章进行了重新修订。修订后的党章保留“总裁”一章，这一做法与50年前如出一辙，总裁遂成为蒋介石的专有职务。